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又贪图享乐，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形成事实上的“大总管”。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
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花石纲”和艮岳的修建，并置应奉局于苏州。为了迎合其的癖好，他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带病提拔”的赃官，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共同作恶。
三是同恶相济。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人有两类，一类是以利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一类是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小人。小人得势后彼此“党引以为朋”，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流氓化、黑帮化。在这样的官场中，“带病提拔”就成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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