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项部长到江中省，主要是约谈四套班子成员。原因在于，上面对江中省班子，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调整在即。省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和省政协主席，四人是主谈对象。但谈话对象并不局限四人，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是补充谈话对象，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找省委副书记或其他班子成员谈话深入了解情况。
项部长来时，就已经框定了谈话对象，就是四套班子成员，不再补充谈话。这么框定的原因，在于项部长对于江中省的情况是掌握的，对江中省的干部也是了解的，没有必要在省委班子调整之前，把动静弄得太大。
对于谈话内容，项部长也非常讲究地作了限定。在与省人大主任的谈话中，重点了解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党委在领导人大开展工作的情况和有关建议；二是政府在落实每年人民代表大会各项决议和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方面的工作。
在于政协主席的谈话中，也是重点了解两个方面：一是党委领导政治协商制度落实情况；二是对于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党委的听取情况和政府的落实情况。
人大和政协分别了解这两个大的方面，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方面这是党委和政府在贯彻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只有这两大方面的情况，才是人大和政协的专业，其他方面的情况，人大和政协都有局限，说出来的话和所站的角度就不一定客观了。项部长就干脆不听。
除此之外，项部长还询问，省人大主任蒋爱国和省政协主席李城，就个人有什么考虑或对组织上有什么请求。人大和政协尽管是四套班子成员，但都是退居二线的岗位，面临地将会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尘埃落定，为此，组织上一般也都会从照顾老同志的角度，问问他们有什么想法，特别是对于一直以来讲大局、识大体的干部，给他们一个好的归宿，便于今后的退休养老。
省人大主任蒋爱国和省政协主席李城，都是在多个省份任职的老同志了，不向组织乱提要求、乱伸手，这点政治觉悟还是有的。他们知道，此次，项部长下来的主要任务，还是关于省委主要领导即将调整，来向江中省吹吹风。至于他们自己提不提要求，也都不是重要的是事情，如果组织上考虑他们以往的工作成效，自然会趁这次主要领导调整的东风，给他们一个妥善的安排。
如果组织上不给他们动，那么也基本上就默认让他们在省人大和省政协的岗位上干到退休了。在省里当人大和政协的一把手，也是非常不错的岗位，尽管在权力的大小上，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不能相提并论，但是组织上给予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其实相差不大，为此，很多权力欲不是特别大的领导，也会安于这两个岗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江中省人大和政协这两位主要领导，也不是特别想来事的主，为此，他们的回答的都是那句最经典的“听组织安排”。
项部长对与蒋爱国和李城的谈话情况，是满意的，他对他们表示了感谢。然后，就让省书记聂川进来谈话。
这个秩序，让省长张强感觉有些惊讶。毕竟在一般组织谈话的过程中，最主要的谈话对象都是放在最后一个谈。显然，在江中省的领导班子内部，是没有比聂川这位省书记更加重要的谈话对象了。但是项部长却偏偏与省书记聂川先谈，将最后的谈话机会，留给他这个省长。难道，真如整个江中省所说，他有可能出任省书记？
想到这一点，他不由就有些激动。但是，上面的决定始终存在很多的变数，张强认为，自己还是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否则就容易失去了阵脚。张强让秘书换了一杯新茶，一边喝茶，一边看这天的《人民日报》，稳住自己的心神。
与此同时，项部长与省书记聂川的谈话已经正式开始。
项部长开门见山地说：“聂川同志，这次受中央委托，我来省里与四套班子主要领导谈心谈话，目的你应该是了解的，那就是中央考虑，将你调回中央任职。对于江中省的工作，我大体是了解的，因此，也就不多问了。我和你谈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你对自己调回中央任职还有什么想法；另一个方面，从你的角度，推荐一名接替省书记职位的人选；还有就是对江中省的班子结构，有什么意见建议。这是一次正式的组织谈话，我们都实事求是地谈谈。”
聂川和项部长，就坐在谈话室内，相邻的两个沙发上。这个谈话时，不同于那种面对面的谈话室，而是故意选取了那种同向相邻的沙发摆放方式，为的就是让谈话，不会像审讯那样产生针锋相对的感觉。这里面有心理学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