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某些读书人来说，应该算是个不错的年份。
当然，这个‘不错’仅是指战争方面。
绝不包括那写在各地奏折上的种种自然灾害！
大明朝从天启以来，内忧外患的程度愈演愈烈。
至崇祯皇帝登基以后，关外的满清与内地的流贼，已经进化成为两柄不断给帝国放血的利刃，大有通过军事征服将帝国给活活耗死的势头。
对于这两股致命威胁，负责剿匪的督师杨嗣昌，力排众议，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策论。
督师说：流寇祸起萧墙，满清强邻蔑德，外患固然不可图缓，然内忧更不能忽视。
因为它流毒于腹心！
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血液枯干，那只把肩臂保护好了又有什么用？
是啊，四肢受伤，与内脏溃烂，哪个更要命？
自然是后者，这也是多数人的共识。
而治疗内脏溃烂，有两个方法，名为剿与抚，实为治标与治本。
朝廷出于种种现实考虑，及整个利益集团的内部博弈，最终选择了治标的方法，也就是剿匪。
这个方法，在这几年里，成绩显著。
自老闯王高迎祥被朝廷凌迟之后，可称为大明腹心之患的流寇队伍，只剩新闯王李自成一支，和与李自成齐名的张献忠一支。
李自成前年就被官军打的只剩下十七个人，逃进商洛山中，如同丧家之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