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圆币值增长23.25的这件事，即便从整体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长期有利，宋彪仍然充满警惕，他既支持顾维钧以临时总理的担当推行此事在国内外统一意见，又严厉的督促中央内阁政府和国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针对受冲击较大的矿产业、农业制定大幅度的减税政策，提高国内基础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同时利用英美增持国债的机会，在全国提前推进农村电网和乡镇电网的全面建设，出台《国家科技工业优待法案》，加大对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企业的扶持。
在上海会议召开期间，宋彪一改前几年逐渐减少训政会的惯例，连续每周主持中央训政会，加紧要求中央内阁政府重视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对国家第六个五年规划作出全面的调整，提前加快国家电气工业**的推进力度，在全国继续增加小水电和灌溉工程的推进。
此外，宋彪也临时调整1935年的庐山夏宫会议，将全国工商联合协会、世界华商总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等机构和国内主要的著名企业家、中小企业家代表都召集到庐山夏宫，鼓励企业家调整产业投资方向，增加对亚盟成员国的基础工业、工矿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增加对国外基建工程的投入，以利于同步扩大国内工业出口的需求。
过去因为汇率低估，国内的矿产业资源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国际市场的水平较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些产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中央政府可以征收较高的营业税收，随着币值的增加，成本的提高，为了维持这些产业的正常运营，中央政府就必须出台法规大幅度的削减相关税收。
顾维钧的这一任临时内阁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但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并且有可能让顾维钧丢掉总理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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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35年，中华帝国就处于这种汇率提高的特殊经济状况中，因为税收减免政策和中央财政支出的再次增加，使得经济相对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中，国际资本涌入国内和国内资本向外投资的规模都在放大。
随着基础原材料价格下滑，矿业、基础工业利润下滑，在自由经济的原则下，企业财团的投资开始更多的涌向更高水平的工业领域，随着中国和欧美在上海世贸协会的公约之下重新达成自由通商协约，各公约签署国陆续取缔在大萧条期间实施的保护性高关税政策，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出口也将重新恢复，并且有可能创造新的高峰，特别是在中国所占据绝对优势的电气、电子、航空、冶金、机床等领域，对于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也将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而帝国在这些领域的科技投资也将持续稳定的良性增长，再由市场推动人才和教育在相关领域的进步。
当然在1935年还看不出明显的大幅波动，但在整个宏观经济层面，这种趋势已经体现出来，所以从长远来说，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这意味着过去那种矿工收入高于技术工人，甚至高于技术工程师的局面会被很大程度的改变。
到了1935年底，在各国签署了《上海世贸公约》之后，总部位于上海的世界自由贸易协会将负责对全球的各成员国进行gdp\1\2统计，根据这一系列的统计，在1934年，中国gdp规模已经占据世界28.7，美国约在19.5，预计在1937年，中国gdp规模占世界的总比例就将超过35，总量超过1340亿美元，约合2180亿中圆。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真的无法扭转和超过了，那也就只能学会接受，对于这样的正式国际组织的官方公报和预测，不管是英法美德，各国都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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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1935年，就在这个帝国时代大变革的一年里，帝国中央军部的陆军正式跨入全面换装的浪潮中，加上海军和空军的军费增长，中央军费开支增长超过7亿中圆，而中央政府财政又面临大幅度减税政策和中央基建开支的扩大，帝国中央政府在1929年之后再一次遭遇了规模惊人的财政赤字，虽然在英美等国政府和国际资本大幅增持中圆国债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暂时没有明显的危机，为了减少赤字，中央政府在1935年12月，还是决定通过四大中央信托公司出售部分在欧美等国的信托资产，这些资产大多数都是在大萧条时期的1929年和1933年之间购入，如今随着国际世界的经济复苏，通过低买高售的政策，也确实能为中央政府筹集到足够的财政支持。
其中仅中国国际信托总公司在1930年4月出资购买新泽西标准石油股份，以及在1931年7月兼并德国蒂森和克虏伯两家钢铁巨头的交易，总投入不过2300万中圆，现在的国际市场估价则在5.5亿中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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