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墨方面，楼兰简纸多用渴笔而缺少温润，有时候甚至是秃笔，横笔在收笔时大都不顿按的同时，横折、弯钩的转折处，很少折笔使转，往往是成弧势一转而过，处处显示出西域特有的率直自然。
根据书法家考察，楼兰地域的简纸正处于汉代蔡侯纸被推广后，竹简与纸张交替使用的时代。有学者就此分析，晋代在文书传达上的文书装帧、传递记录、以及文书格式等，延续着汉代的文书行政，纸张虽然广泛利用，但就楼兰出土的简纸来看，文书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楼兰简纸的内容非常朴实，大多数是“大麦二顷已栽，廿亩下床九，十亩溉七十亩。”这样类似流水账一样的记录。
魏碑章草的名字始建于南北朝的南朝，南朝宋虞在《论书表》中记载“或真行章草杂在一纸”，又见王羲之的“章草答庾亮书”，从出土的简帛文字实物去看，章草在西汉使用广泛，并且在重要场合已经逐渐成为正式字体。
书法家和历史学家将楼兰书风与敦煌书风相比较，楼兰简纸的年代跨度是小于敦煌遗书的，内容丰富度上也要低于敦煌遗书。按照历史年代来说，楼兰简纸的年代更接近于汉简木牍，既有古老的纯隶和章草，又有比敦煌遗书的前期形态更靠后的楷书和行书。
与楼兰相比，吐鲁番地域书风中汉文化特征是更为突出，主要是永嘉之祸时期，中原汉族部分转移到了敦煌、高昌附近，史称“汉魏遗黎”。《敦煌名族志残卷》记载：“巨鹿索氏移居敦煌者分为南北二支，分别于武帝元鼎六年和新莽天凤三年迁入敦煌；子孙因家焉，遂为敦煌人也。”这段历史记录也佐证了五胡乱华、八王之乱、永嘉之祸、神州陆沉之后，汉人迁入高昌的史实。
之所以楼兰古城能够出土西晋时期的简纸，根据是说记载，司马昭曾经“廓开太学”、“荡定梁益”、“西戎既殄”，这些信息指明在“魏灭蜀之战”后，司马昭与司马炎父子扫除河西走廊上的障碍，西域诸国的学生慕名而来洛阳，在洛阳学习汉字、汉语。
卫瓘的亲家翁，司马懿的第四子司马亮坐镇雍凉二州，保障河西走廊交通通畅，也正因为西晋初年交通并未阻塞，楼兰与长安之间的文书往来便利。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鲜卑族秃发树机能引发的秦凉之变，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尽管秦凉之变爆发，但是楼兰地区并未收到这一次战乱的影响。
房玄龄撰写的《晋书·汝南王司马亮传》曾言：“武帝践阼，封扶风郡王，邑万户，置骑司马，增参军掾属，持节、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会秦州刺史胡烈为羌虏所害，亮遣将军刘旂、骑督敬琰赴救，不进，坐是贬为平西将军。旂当斩，亮与军司曹冏上言，节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
从司马炎的姑父杜预因为秦凉之变和石鉴的关系被频繁撤职、升职，最后被委任东羌校尉的经历来看，汉武帝司马炎急切的想要平息为期九年的秦凉之变，并深刻地认识到了河西走廊稳定的重要性。
秃发树机能之所以能阻止羌族、鲜卑族抵抗晋朝的军队九年之久，核心因素在于“魏灭蜀之战”中邓艾、钟会等大将陨落，司马昭杀曹髦使得人心涣散，加之晋武帝司马炎频繁换将，石鉴私心排挤能人悍将，导致了秦凉之变消耗西晋国力的局面。
但也因为九年的秦凉之变，促使雍凉秦三州的将领不断与鄯善的西域长史、敦煌的太守、车师的戊己校尉、凉州的东羌校尉之间互通书信，才使得楼兰古城大量出土了西晋初期的简纸。